一杯酒，曾是身份的“分水岭”

今天的酒，是夜市摊的扎啤，是家宴上的温黄酒，抬手便能举杯。

但在千年前的古礼里，这杯酒却重若千钧——可不是“想喝就能喝”的东西。

“酒正掌酒之政令，以式法授酒材。”——《周礼・天官》

那会儿的酒，是“礼”的骨血，得按身份论等级：

天子祭祀用“郁鬯”，那是掺了郁金草的香酒，盛在青铜卣里，祭天祭祖时才肯启封；

诸侯宴饮有“五齐三酒”的规矩，清酒、浊酒各有配额，多喝一口都是逾矩；

就连士大夫家的宴席，也得按“爵、觚、觯”的杯器分尊卑，庶民若私酿私饮，按《汉律》会受到刑罚。

《诗经・小雅》里“兕觥其觩，旨酒思柔”的宴饮场景，看着风雅，实则藏着规矩：谁先举杯、谁用大杯，早按爵位排好了序。

酒在那时从不是饮品，是刻着“等级”的印鉴。

酒桌上的秩序：谁先喝，谁敬谁

到了唐宋，酒桌的“规矩”藏得更巧了。

唐代宫廷宴上，有“赐酒”的礼节。

皇帝赐酒是荣宠，那杯酒不能乱接，得 “俯伏而饮”，饮完还得谢恩，一杯酒里盛的是君恩，更是君臣的分寸。

文人圈里倒有几分雅趣，却也没丢了“秩序”。

王羲之笔下“曲水流觞”的雅事：“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——酒杯顺溪而流，停在谁面前，谁便赋诗饮酒。看似随性，实则能坐进这场宴的，非名士即才俊，“能饮”的前提是“能文”，酒桌早成了文化身份的筛子。

市井里的小酒馆稍松快些，可《东京梦华录》写汴京酒馆“正店”与“脚店”的分野：正店有官方酿酒权，卖的是“官酒”，多是士绅光顾；脚店只能从正店趸酒，卖些便宜的浊酒，供贩夫走卒解乏。即便到了民间，酒的“层级”也没真消失。

为什么古代酒那么“稀缺”？

古人难喝上酒，一来是 “酿不起”。

《齐民要术》记酿酒之法：“造神曲法，其麦蒸、煮、生三种，齐等。”单是做酒曲一步就十分困难。“秫稻必齐，曲蘖必时”，十石米未必能出五石酒。在“民以食为天”的年代，粮食是命根子，哪有多余的米酿酒？汉代因遭灾荒，曾“禁民酤酒”，连官员都少喝，平民自然更难沾唇。

二来是“管得严”。

酒早被绑在了“礼”与“祭”上。

《礼记・祭统》说“凡祭之道，酒醴为备”，祭祀少了酒，就是对神灵的不敬；

《国语》里“王公立饮，大夫立位，士旅食”，宴饮少了酒，就是对宾客的失礼。

如此重要的东西，自然得由朝廷管控——周代有“酒正”，汉代有“榷酒官”，唐代有“酒坊使”，与其说管酒，不如说在管“礼”与“秩序”，酒哪能随便到普通人手里？

从身份到日常，一杯酒的转变

后来酒能走进寻常家，是慢慢“松绑”的过程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酒逐渐从“宫廷之物”走向民间。

魏晋时“竹林七贤”破了些规矩，他们借酒骂礼教、抒狂放，把“贵族的酒”喝成了“文人的酒”，酒里开始有了性情。

宋代商品经济起来了，汴京“正店七十二户，此外不能遍数”，临安的“酒肆”从早开到晚。这时的酒终于少了些“规矩”，多了些烟火气：小贩收摊喝杯浊酒暖身，主妇温壶米酒待客，酒成了日子里的寻常物。

到如今，我们温酒时不必想“身份”，举杯时不必论“尊卑”。

喝的还是千年的酿法，可酒里的分量早变了——从权力的象征，成了烟火的暖，是朋友碰杯时的“随意”，是家人围坐时的“自在”。